第三百三十四章 袁崇焕的困境
如果有别的选择和办法,皇太极不会在解决或大幅削弱东江军之前,发动绕道入关的作战。
但是,要么坐困等死,在大饥荒的影响下衰弱下去;要么冒险一搏,劫掠到人口和物资,并抵挡住东江军的牵制攻袭。
皇太极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,以达到两者兼得的效果,遏止后金的颓势。
而且,四万人马留守,可必要时,满人可以总动员,连壮妇都能上城防守,一下子能使兵力翻倍地增长。
所以,只要不中计,不轻易浪战,保住老家还是很有把握的。
至于绕道入关后的作战,皇太极更有获胜的信心。哪怕是辽镇人马赶来作战,他也不是很在意。
野战厮杀,骑射纵横,皇太极认为建州勇士能以一当十,明军则是战五渣,根本不是对手。
在留守的贝勒贵族中,豪格是他的儿子,足以信任;济尔哈郎稳健,且不用怀疑他的忠诚;阿敏不可信任,但镶蓝旗的实力大损,他又带走一部分,少兵无权,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
随皇太极出征的有大贝勒代善,三贝勒莽古尔泰,多尔衮兄弟三人,这可是反复考虑思量,才定下的人选。
如果在进军途中,代善和莽古尔泰反对攻明,皇太极凭借汗王的名分,以及多尔衮兄弟的支持,也能迫使两大贝勒听命而行。
这就是把阿敏留在沈阳的原因所在,把三大贝勒分而治之,削弱他们的话语权。
同时,出动的人马号称八旗,但主力却是正黄旗,其他各旗只是一部分。从实力出发,皇太极也拥有极大的话语权。
巡视着城防布署,皇太极的目光移动,发现了心不在焉的济尔哈朗,暗中皱了皱眉,伸手招其过来,微笑着询问道:“你在想什么,心事重重的样子。”
济尔哈朗赶忙躬身道:“回汗王,我在想最近收到的情报,袁崇焕与毛文龙互相攻讦,将帅不和,是否能加以利用?”
毛文龙连上奏疏,弹劾袁崇焕,这似乎又上演了天启年间,王化贞和熊廷弼将帅不和的历史。
因为将帅不和,导致广宁惨败,人员和物资遭到了巨大的损失,也使建虏几乎占据了整个辽东。
现在,辽镇和东江镇又是不和,似乎会给建虏以可趁之机。
但实际上,皇太极却知道这是无隙可乘的。原因简单得很,辽镇和东江镇本就是两大独立的集团,并没有什么协调行动的先例和可能。
说白了,你是你,我是我;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尽管不是很准确,但也相差不多。
辽镇受到攻击时,东江镇会给予建虏牵制,缓解辽西的压力;但在东江镇屡次受攻时,辽镇却是不动如山,甚至还在粮饷物资上卡脖子。
毛文龙现在弹劾袁崇焕,摆明了要增强独立性,不受袁崇焕的节制和指挥。这是从实力出发的考虑和行动,那就是已经具备了独自抗衡后金的战力。
“如果辽镇和东江镇本是精诚团结、协调作战的团体,将帅不和,自然是可加以利用。”皇太极缓缓说道:“但本就是比较独立的,分崩割裂也与之前没有什么两样。”
“汗王睿智。”济尔哈朗躬身说道:“是我想得简单了。”
皇太极微微颌首,转过身继续沿着城墙巡视,虽然心中还是疑惑,但也算是暂时揭过。
辽阳、沈阳,以及鞍山驿、连山关等地的防御体系,都学习了东江军的模式。壕沟、障碍等等,还尽量配备了很多火炮,尽管是老式的。
不得不承认,后金作为新兴的势力,在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上,比较主动和快速。
相反,大明则表现出了陈旧和僵化的思维,以及拖沓,甚至是反复且无用的行动。
在大饥荒蔓延的情况下,建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但朝廷,以及袁崇焕,却并没有看出来,并抓住这个十分有利的时机,加重建虏的困难。
相反,袁崇焕市米资盗,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建虏的困难处境;而崇祯皇帝更奇葩,停了察哈尔部的市赏,竟想着借北方草原的大灾害,彻底解决虎墩兔。
于是,皇太极得以从容布置,不必太考虑远途奔袭所需要的粮草,因为有哈喇沁等蒙古诸部提供。
这是吃着大明的粮食打大明,吊诡不,奇异不?可就发生在明末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。
而断了市赏的察哈尔部“疲甚、饿甚、穷甚”,其兵员严重减耗,“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,插众不满五万”。
历史上,等到皇太极再征察哈尔部时,虎墩兔已经无力抵抗,只能窜逃青海。
林丹汗的败亡,使得宣府、大同等边外之地的蒙古诸部,尽皆归顺后金,也使得晋商之流的大汉奸,有了走私资敌害国的渠道。
除了郭大靖,没有人能推断出这一串连锁反应对大明造成的伤害,推着大明向着亡国的深渊又近了一步。
此时的袁督师,正伏案奋笔疾书,与突然翻脸攻讦的毛文龙,展开抛砖舌战。
毛文龙的发难很是突然,是袁崇焕所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这不仅打乱了他继续谋害毛文龙的计划,更遭到了朝廷和皇帝的问责。
关键是毛文龙不是空口白话,而是拿出了具体的情报,并列举出了比较准确的数据,证实哈喇沁等部倒卖粮食给后金。
毛文龙揭开了盖子,弹劾袁崇焕的就不绝他人。
去辽东办事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,从北京到辽东的一路上,就听到了哈喇沁部给后金倒卖粮食的传闻。
到达宁远后,武进士王怀达等人,更愤怒又痛惜地为他揭开真相:
喀喇沁部每次来高台堡买粮,都掺杂了大批后金的细作,打着喀喇沁部的旗号,只需要付出一些貂皮柴火,就轻松把这救命的粮食,一批批运到了后金。
陈仁锡回朝后,愤然上奏,批袁崇焕卖粮是“为建虏(后金)积谷”,并致“边储始竭”。
而在毛文龙的奏疏中,则先描述了建虏大饥荒的惨状,然后笔锋一转,言说袁崇焕市米资盗后,大饥荒的情况便有缓解,“斗米八两银,今已降至六两……”。
毛文龙弹劾的奏疏并不只此,他还直指哈喇沁等部已归顺建虏,很可能会导引建虏绕道入关。
这是很致命的指控,也是陷袁崇焕获罪的大坑。
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哈喇沁等部足以信任,得到粮食后会效忠于大明嘛?好,那你就为他们背书,为他们的叛明承担责任。
“各夷宁愿以妻子为质,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……总在驱驭有法,若能戢其暴而柔其心,彼将为我用之不暇。且驱诸夷而用之,如不为我用,另有法以处,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衅封疆也?”
袁崇焕停下笔,又重新检查了一遍,才轻出一口气,觉得甚是满意。
蒙古诸部倒卖粮食给后金,连边关的武进士都看得明白清楚,袁崇焕难道真的不知?
事实是:虽有谍报,崇焕不为信。昏愦愚蠢至此,也真是无药可救。
尽管袁崇焕还在为自己辩护,用漂亮的文字来忽悠崇祯,但崇祯皇帝的态度已经与历史上有所不同。
或许是“边储始竭”刺激到了崇祯,他下旨的口气甚为严厉,不仅要袁崇焕上报卖粮的准确数字,还有“如有疏违,以通夷罪论处”之语。
崇祯大概在想,供应关宁军的粮草物资,已经竭尽全力,财政困难。
从内地运输,一路漫长跋涉,更是“粮车损毁,牛马倒毙,不胜其数”,粮食损耗十分严重。
你可倒好,把粮食都卖给了哈喇沁等蒙古诸部,实利没见到,倒要朝廷再勒紧裤腰带,再给关宁运送钱粮。
“大人。”程本直报名而入,躬身施礼。
程本直是袁崇焕的门生,现为军中幕僚,极得袁崇焕的信任。
袁崇焕点了点头,伸手示意程本直坐下,缓缓说道:“毛文龙攻讦诬陷,使得朝堂上很多不明真相的官员,也跟风弹劾,万岁似也有动摇。”
程本直认真听着,最近的消息确实对袁崇焕不利,他想知道袁崇焕要如何处置。
上奏申辩是一方面,争取朝中大佬为袁崇焕站台,也是极为重要。
袁崇焕继续说道:“你去京城走一遭,拜见次辅钱大人,兵部尚书王大人,述说本部院之难,揭毛文龙之狼子野心……”
钱龙锡为崇祯登基后的内阁大学士,位为次辅,也是他极力举荐袁崇焕为关宁军统帅,巩固边防。
袁崇焕有杀毛文龙之意,在书信中与钱龙锡和王洽都暗示过,“文龙能协心一意,自当无嫌无猜;否则,斩其首,崇焕当效提刀之力。”
可现在,毛文龙借东江军屡获大捷之威,反客为主,大力弹劾袁崇焕,并使皇帝的态度都有所改变。袁崇焕意识到了危机,不得不求助于两位大佬。
程本直听完吩咐,躬身领命,又开口建议道:“大人难道不弹劾毛文龙,压下他的嚣张气焰。”
袁崇焕淡淡一笑,说道:“本部院已经上奏朝廷,弹劾毛文龙大罪若干。”
来而不往非礼也,打嘴仗嘛,正是文官所长,也是袁崇焕的强项。
程本直这才放心,接过袁崇焕的书信,告退而去。
后世有袁粉、毛粉,当时的袁粉则非程本直莫属。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后,程本直还上奏为其申冤,为崇祯所杀。
所以说,作粉也要有头脑,有自己的分析判断,盲目地粉,终会害了自己。
………………
京城,皇宫。
连带着民间的谣言传播,毛文龙屡番上疏弹劾蓟辽督师袁崇焕,确实引起了朝堂上的争论和震动。
“元年(七月)十九日,据报称哈喇沁部之汗使喇嘛四人,领率五百三十人至……二十五日,大宴来使。八月初三日,与喀喇沁部议和,誓告天地书曰……”
崇祯将情报扔到了桌案上,抬头看着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,沉声道:“这么说,毛文龙所言哈喇沁诸部已归降建虏,是属实的了。”
骆养性躬身奏道:“回万岁,微臣所得到的情报便是如此。”
“那买粮的束不的部呢?”崇祯继续问道。
骆养性犹豫了一下,还是如实奏道:“束不的部乃是哈喇沁部的一支。”
崇祯垂下眼帘,半晌无语,皱眉沉思。
骆养性暗自叹惜,尽管他亲近东林党,但也是无奈。
袁崇焕卖粮于束不的,边臣俱以为不可,只有袁崇焕独断专行。而束不的为建虏窖米,谋犯蓟西的消息,在边地已经流传开来。
“且退下吧!”崇祯没有做出什么决定,只是挥了挥手,命骆养性退下。
就在骆养性要施礼告退时,崇祯又叮嘱道:“镇抚司要加强边地的情报侦察,时时上报,不可疏忽懈怠。”
“是,微臣遵旨。”骆养性施礼之后,躬身退下。
殿内安静下来,崇祯脸色沉郁,眉头紧皱,手指无意识地一下一下叩击着龙椅扶手。
毛文龙的弹劾,很是突然,也很猛烈。
本来崇祯没当回事,但事关辽镇的粮饷,他又下旨禁止了袁崇焕市米,要他“计口量许换米”,以为袁崇焕会遵旨无误。
但随着毛文龙的指控弹劾,越来越多的官员都对袁崇焕市米于哈喇沁等部,表达出了反对意见。
越来越多的事实浮出水面,崇祯才发现袁崇焕卖给哈喇沁诸部的粮食,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。
涉及到钱粮,崇祯就不得不重视起来。要知道,那可是他省了又省,才凑出来的,还成天为其它各地边镇的钱粮发愁呢!
而毛文龙不仅弹劾,还给皇帝详细讲述和分析关外蒙古诸部的复杂情况,指出察哈尔部势弱之后,蒙古诸部投靠后金,已经是难以避免。
由于毛文龙弹劾属实,有理有据,一些文官也顺势而起。
其中,有象翰林院编修陈仁锡这样的知情而激愤者,也有党同伐异、借机狠踩一脚的家伙。
即便是钱龙锡和王洽等人,为袁崇焕辩护,却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,不敢把话说得太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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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,要么坐困等死,在大饥荒的影响下衰弱下去;要么冒险一搏,劫掠到人口和物资,并抵挡住东江军的牵制攻袭。
皇太极认为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,以达到两者兼得的效果,遏止后金的颓势。
而且,四万人马留守,可必要时,满人可以总动员,连壮妇都能上城防守,一下子能使兵力翻倍地增长。
所以,只要不中计,不轻易浪战,保住老家还是很有把握的。
至于绕道入关后的作战,皇太极更有获胜的信心。哪怕是辽镇人马赶来作战,他也不是很在意。
野战厮杀,骑射纵横,皇太极认为建州勇士能以一当十,明军则是战五渣,根本不是对手。
在留守的贝勒贵族中,豪格是他的儿子,足以信任;济尔哈郎稳健,且不用怀疑他的忠诚;阿敏不可信任,但镶蓝旗的实力大损,他又带走一部分,少兵无权,也翻不起什么风浪。
随皇太极出征的有大贝勒代善,三贝勒莽古尔泰,多尔衮兄弟三人,这可是反复考虑思量,才定下的人选。
如果在进军途中,代善和莽古尔泰反对攻明,皇太极凭借汗王的名分,以及多尔衮兄弟的支持,也能迫使两大贝勒听命而行。
这就是把阿敏留在沈阳的原因所在,把三大贝勒分而治之,削弱他们的话语权。
同时,出动的人马号称八旗,但主力却是正黄旗,其他各旗只是一部分。从实力出发,皇太极也拥有极大的话语权。
巡视着城防布署,皇太极的目光移动,发现了心不在焉的济尔哈朗,暗中皱了皱眉,伸手招其过来,微笑着询问道:“你在想什么,心事重重的样子。”
济尔哈朗赶忙躬身道:“回汗王,我在想最近收到的情报,袁崇焕与毛文龙互相攻讦,将帅不和,是否能加以利用?”
毛文龙连上奏疏,弹劾袁崇焕,这似乎又上演了天启年间,王化贞和熊廷弼将帅不和的历史。
因为将帅不和,导致广宁惨败,人员和物资遭到了巨大的损失,也使建虏几乎占据了整个辽东。
现在,辽镇和东江镇又是不和,似乎会给建虏以可趁之机。
但实际上,皇太极却知道这是无隙可乘的。原因简单得很,辽镇和东江镇本就是两大独立的集团,并没有什么协调行动的先例和可能。
说白了,你是你,我是我;你打你的,我打我的。尽管不是很准确,但也相差不多。
辽镇受到攻击时,东江镇会给予建虏牵制,缓解辽西的压力;但在东江镇屡次受攻时,辽镇却是不动如山,甚至还在粮饷物资上卡脖子。
毛文龙现在弹劾袁崇焕,摆明了要增强独立性,不受袁崇焕的节制和指挥。这是从实力出发的考虑和行动,那就是已经具备了独自抗衡后金的战力。
“如果辽镇和东江镇本是精诚团结、协调作战的团体,将帅不和,自然是可加以利用。”皇太极缓缓说道:“但本就是比较独立的,分崩割裂也与之前没有什么两样。”
“汗王睿智。”济尔哈朗躬身说道:“是我想得简单了。”
皇太极微微颌首,转过身继续沿着城墙巡视,虽然心中还是疑惑,但也算是暂时揭过。
辽阳、沈阳,以及鞍山驿、连山关等地的防御体系,都学习了东江军的模式。壕沟、障碍等等,还尽量配备了很多火炮,尽管是老式的。
不得不承认,后金作为新兴的势力,在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上,比较主动和快速。
相反,大明则表现出了陈旧和僵化的思维,以及拖沓,甚至是反复且无用的行动。
在大饥荒蔓延的情况下,建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。
但朝廷,以及袁崇焕,却并没有看出来,并抓住这个十分有利的时机,加重建虏的困难。
相反,袁崇焕市米资盗,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建虏的困难处境;而崇祯皇帝更奇葩,停了察哈尔部的市赏,竟想着借北方草原的大灾害,彻底解决虎墩兔。
于是,皇太极得以从容布置,不必太考虑远途奔袭所需要的粮草,因为有哈喇沁等蒙古诸部提供。
这是吃着大明的粮食打大明,吊诡不,奇异不?可就发生在明末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。
而断了市赏的察哈尔部“疲甚、饿甚、穷甚”,其兵员严重减耗,“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,插众不满五万”。
历史上,等到皇太极再征察哈尔部时,虎墩兔已经无力抵抗,只能窜逃青海。
林丹汗的败亡,使得宣府、大同等边外之地的蒙古诸部,尽皆归顺后金,也使得晋商之流的大汉奸,有了走私资敌害国的渠道。
除了郭大靖,没有人能推断出这一串连锁反应对大明造成的伤害,推着大明向着亡国的深渊又近了一步。
此时的袁督师,正伏案奋笔疾书,与突然翻脸攻讦的毛文龙,展开抛砖舌战。
毛文龙的发难很是突然,是袁崇焕所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这不仅打乱了他继续谋害毛文龙的计划,更遭到了朝廷和皇帝的问责。
关键是毛文龙不是空口白话,而是拿出了具体的情报,并列举出了比较准确的数据,证实哈喇沁等部倒卖粮食给后金。
毛文龙揭开了盖子,弹劾袁崇焕的就不绝他人。
去辽东办事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,从北京到辽东的一路上,就听到了哈喇沁部给后金倒卖粮食的传闻。
到达宁远后,武进士王怀达等人,更愤怒又痛惜地为他揭开真相:
喀喇沁部每次来高台堡买粮,都掺杂了大批后金的细作,打着喀喇沁部的旗号,只需要付出一些貂皮柴火,就轻松把这救命的粮食,一批批运到了后金。
陈仁锡回朝后,愤然上奏,批袁崇焕卖粮是“为建虏(后金)积谷”,并致“边储始竭”。
而在毛文龙的奏疏中,则先描述了建虏大饥荒的惨状,然后笔锋一转,言说袁崇焕市米资盗后,大饥荒的情况便有缓解,“斗米八两银,今已降至六两……”。
毛文龙弹劾的奏疏并不只此,他还直指哈喇沁等部已归顺建虏,很可能会导引建虏绕道入关。
这是很致命的指控,也是陷袁崇焕获罪的大坑。
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哈喇沁等部足以信任,得到粮食后会效忠于大明嘛?好,那你就为他们背书,为他们的叛明承担责任。
“各夷宁愿以妻子为质,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……总在驱驭有法,若能戢其暴而柔其心,彼将为我用之不暇。且驱诸夷而用之,如不为我用,另有法以处,何敢以虏遗君父而贻衅封疆也?”
袁崇焕停下笔,又重新检查了一遍,才轻出一口气,觉得甚是满意。
蒙古诸部倒卖粮食给后金,连边关的武进士都看得明白清楚,袁崇焕难道真的不知?
事实是:虽有谍报,崇焕不为信。昏愦愚蠢至此,也真是无药可救。
尽管袁崇焕还在为自己辩护,用漂亮的文字来忽悠崇祯,但崇祯皇帝的态度已经与历史上有所不同。
或许是“边储始竭”刺激到了崇祯,他下旨的口气甚为严厉,不仅要袁崇焕上报卖粮的准确数字,还有“如有疏违,以通夷罪论处”之语。
崇祯大概在想,供应关宁军的粮草物资,已经竭尽全力,财政困难。
从内地运输,一路漫长跋涉,更是“粮车损毁,牛马倒毙,不胜其数”,粮食损耗十分严重。
你可倒好,把粮食都卖给了哈喇沁等蒙古诸部,实利没见到,倒要朝廷再勒紧裤腰带,再给关宁运送钱粮。
“大人。”程本直报名而入,躬身施礼。
程本直是袁崇焕的门生,现为军中幕僚,极得袁崇焕的信任。
袁崇焕点了点头,伸手示意程本直坐下,缓缓说道:“毛文龙攻讦诬陷,使得朝堂上很多不明真相的官员,也跟风弹劾,万岁似也有动摇。”
程本直认真听着,最近的消息确实对袁崇焕不利,他想知道袁崇焕要如何处置。
上奏申辩是一方面,争取朝中大佬为袁崇焕站台,也是极为重要。
袁崇焕继续说道:“你去京城走一遭,拜见次辅钱大人,兵部尚书王大人,述说本部院之难,揭毛文龙之狼子野心……”
钱龙锡为崇祯登基后的内阁大学士,位为次辅,也是他极力举荐袁崇焕为关宁军统帅,巩固边防。
袁崇焕有杀毛文龙之意,在书信中与钱龙锡和王洽都暗示过,“文龙能协心一意,自当无嫌无猜;否则,斩其首,崇焕当效提刀之力。”
可现在,毛文龙借东江军屡获大捷之威,反客为主,大力弹劾袁崇焕,并使皇帝的态度都有所改变。袁崇焕意识到了危机,不得不求助于两位大佬。
程本直听完吩咐,躬身领命,又开口建议道:“大人难道不弹劾毛文龙,压下他的嚣张气焰。”
袁崇焕淡淡一笑,说道:“本部院已经上奏朝廷,弹劾毛文龙大罪若干。”
来而不往非礼也,打嘴仗嘛,正是文官所长,也是袁崇焕的强项。
程本直这才放心,接过袁崇焕的书信,告退而去。
后世有袁粉、毛粉,当时的袁粉则非程本直莫属。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后,程本直还上奏为其申冤,为崇祯所杀。
所以说,作粉也要有头脑,有自己的分析判断,盲目地粉,终会害了自己。
………………
京城,皇宫。
连带着民间的谣言传播,毛文龙屡番上疏弹劾蓟辽督师袁崇焕,确实引起了朝堂上的争论和震动。
“元年(七月)十九日,据报称哈喇沁部之汗使喇嘛四人,领率五百三十人至……二十五日,大宴来使。八月初三日,与喀喇沁部议和,誓告天地书曰……”
崇祯将情报扔到了桌案上,抬头看着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,沉声道:“这么说,毛文龙所言哈喇沁诸部已归降建虏,是属实的了。”
骆养性躬身奏道:“回万岁,微臣所得到的情报便是如此。”
“那买粮的束不的部呢?”崇祯继续问道。
骆养性犹豫了一下,还是如实奏道:“束不的部乃是哈喇沁部的一支。”
崇祯垂下眼帘,半晌无语,皱眉沉思。
骆养性暗自叹惜,尽管他亲近东林党,但也是无奈。
袁崇焕卖粮于束不的,边臣俱以为不可,只有袁崇焕独断专行。而束不的为建虏窖米,谋犯蓟西的消息,在边地已经流传开来。
“且退下吧!”崇祯没有做出什么决定,只是挥了挥手,命骆养性退下。
就在骆养性要施礼告退时,崇祯又叮嘱道:“镇抚司要加强边地的情报侦察,时时上报,不可疏忽懈怠。”
“是,微臣遵旨。”骆养性施礼之后,躬身退下。
殿内安静下来,崇祯脸色沉郁,眉头紧皱,手指无意识地一下一下叩击着龙椅扶手。
毛文龙的弹劾,很是突然,也很猛烈。
本来崇祯没当回事,但事关辽镇的粮饷,他又下旨禁止了袁崇焕市米,要他“计口量许换米”,以为袁崇焕会遵旨无误。
但随着毛文龙的指控弹劾,越来越多的官员都对袁崇焕市米于哈喇沁等部,表达出了反对意见。
越来越多的事实浮出水面,崇祯才发现袁崇焕卖给哈喇沁诸部的粮食,在数量上远远超出了他的估计。
涉及到钱粮,崇祯就不得不重视起来。要知道,那可是他省了又省,才凑出来的,还成天为其它各地边镇的钱粮发愁呢!
而毛文龙不仅弹劾,还给皇帝详细讲述和分析关外蒙古诸部的复杂情况,指出察哈尔部势弱之后,蒙古诸部投靠后金,已经是难以避免。
由于毛文龙弹劾属实,有理有据,一些文官也顺势而起。
其中,有象翰林院编修陈仁锡这样的知情而激愤者,也有党同伐异、借机狠踩一脚的家伙。
即便是钱龙锡和王洽等人,为袁崇焕辩护,却也深知其中利害关系,不敢把话说得太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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