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九十四章:崇祯的无奈与智慧
就在多尔衮思考着是否派阿济格出击之时,忽闻前方哨报传来,明国总兵王朴所部兵马正在搭建浮桥,欲从小凌河拐弯处渡河北上。
他初闻此消息之下,不由一阵心惊不已,明军在女儿河、小凌河上步步进逼,处处开花,虽目前看来,仍然是以宁远吴三桂为主攻。
但战斗到此刻已是五路明军北上,由此可见明军对此是志在必得,而己方可以调动的兵力越来越是有限,可张诚的宣府军却仍未见现身,多尔衮的心中也不免焦急起来。
他抬头一眼瞥见武英郡王阿济格,突地说道:“武英郡王,你领镶白旗勇士,并阿代、图赖的蒙古两黄旗勇士,即刻前往锦州南关外,迎战明国大同王总兵。”
阿济格先是一愣,未曾想到多尔衮竟会忽然派他率军出击,虽然未能如他所愿,率军对战吴三桂所部,但能够独领一路军马也是难得。
他喜形于色,大声接令,转身呼喊着阿代和图赖的名姓,急急离去,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
…………
而此刻,战场上明清双方的情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随着王朴的加入,清军的兵力已略显捉襟见肘之势。
其实,锦州之战打到今日,无论明军,又或是清军,都已然疲惫不堪,全凭着各自主将的一口气才勉强维持。
不止是清国内部以举国动员来应对此战,就是号称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明,也几乎是举国动员一般。
现在全国能够打仗的兵马,几乎已经全部都调集到了辽东一地,就连此战所需的钱粮,也是从国内各地筹集,艰难运输至此。
可以说,此战若是败了,大明国内复叛的流寇便再也无人能治,再也无能战之兵可以调用,只能任由其成燎原之势。
这一战,不止是清国的国运之战,也是泱泱大明的国运之战。
无论哪一方战败,都将即刻面临国力衰败,民力不济的局面,将再也无法应对接下来的战事,或许就真的会因此一战,而灭国!
在明清双方高层之间,都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,其区别只在于清国是自上而下,无论君王,还是臣子,都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。
然大明国的君王与朝臣,却仍是沉浸在泱泱大明的春秋大梦之中,对锦州之战不止是极为乐观,更是未当作要命的大事,反而将其视为打击政争对手的工具,试图在朝堂之上操纵锦州之战的成败。
或许只有身临其境的蓟辽总督洪承畴、辽东巡抚邱民仰、兵宪张斗、察院姚恭等疆臣才能有一些清晰的认识,但身处边地,却无力影响朝堂上的政局之争。
只能沦为朝堂政局之争的棋子而已!
也正是对于这些有了一丝些微的察觉,崇祯皇帝才在已然派出监军的情况之下,再次命大太监王承恩,以传旨的名义前来辽东,坐镇于此。
…………
其实,崇祯皇帝并非是一个傻子,然大明政局已然如此,整个文官集团都已经腐朽堕落,他们相互倾轧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利益集团。
这个集团甚至已经大到连当今皇上,都不敢与之当面锣、对面鼓的正面交锋!
因为,这个抱团取暖的文官利益集团已然无比庞大,若是贸然与之撕破了面皮,谁能保证其在狗急跳墙之时,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来?
若说换一个朱家子弟来继续做皇帝,或许还算是好的,真就逼得急了,难保他们不会将这整个朱明天下,都给改了姓。
崇祯皇帝朱由检虽说生在了帝王之家,然其打小便受尽欺凌,他的母亲刘氏当时还只是一个并不受宠的淑女,且在朱由检五岁那年,就因受到朱常洛的责骂后死去。
朱由检从此便由一位姓李的选侍所抚养,可不久之后,这位李选侍也生下了一位皇女,无暇再抚养朱由检,便改由另一位李选侍抚养。
由此可见,崇祯皇帝的童年生活并不顺意,且几异抚养人,使得他养成了处事谨小慎微,且十分猜忌疑虑的性格。
即使后来被册封为信王时,又赶上大宦官“九千岁”魏忠贤专权,朱由检越发小心谨慎起来,生怕被魏忠贤抓住什么把柄,也将自己整治一番。
试想一下,朱由检登基称帝的时候也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娃娃,且在继承大统之前,因惧怕获罪,而小心翼翼的生活在恐惧之中。
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帝王之术教诲的他,在上位之初,可是十分听从东林党等一众文官的话,不但严苛惩治了大宦官魏忠贤,并一举铲除了依附他的“阉党”集团。
崇祯皇帝在剪除魏忠贤一党后,兢兢业业,励精图治,力图挽回明朝的衰落,实现中兴大明之伟业。
因此,年岁轻轻的崇祯皇帝便轻信了袁崇焕的“五年平辽”之策,且内阁也尽用东林一党朝臣,可未曾想朝局却一日不如一日。
不仅“五年平辽”化为一场空谈,国内更是烽烟四起,贼寇肆虐,而外部环境也日益艰难起来,随着蒙古林丹汗的死去,后金终于腾出手来进一步剪除大明的羽翼。
朝鲜也在后金的武力逼迫之下,成为其附庸。
而建奴更是在崇祯九年时,改元建国,表露出要与大明平起平坐,甚至是争夺天下的强烈意愿。
这一切使得崇祯皇帝对东林党朝臣失去了信任,他因此而几异阁臣,可朝臣的心思都在党争政争上,无不想着借机打压对手,扩充自己一派的实力。
逐渐对朝臣表现失望的崇祯皇帝,越来越多疑猜忌起来,他因此而经常因小事大发雷霆,其实也是无奈之举,只是在表示自己的抗争之意。
但作为皇帝,崇祯也深知治理大明偌大的天下,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,注定离不开眼前这些让他心烦的朝臣。
他也就只能“矬子里拔大个”,在现有的朝臣之中拣选忠于自己,忠于大明的朝臣来使用。
因此,当他遇到杨嗣昌之际,大有知音之感,顶着朝臣的非议,将其提拔重用,更是对其无比信任。
而反观素以敢战闻名的卢象升,就因其属于东林一党,便引起崇祯皇帝的重重猜疑,既想用他,又要防他,处处掣肘,终使其葬身于巨鹿一战。
至于现在的兵部尚书陈新甲,也无非是杨嗣昌的替代。
崇祯皇帝心中明白,陈新甲之能远在杨嗣昌之下,但其不是东林一党,且能够遵从崇祯皇帝自己的意愿办事,这才是陈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。
而近几年里,崇祯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猜忌与擅杀,更是其对于东林党,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愤怒抗争。
治国理政之事,何其繁多,既然注定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,那就只能与其达成一个巧妙的平衡,若是无法达成这个平衡,恐怕也只能借故杀几个人,也好出一出胸中闷气。
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,张诚悄然出现,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点火光,凛冬中的一丝暖意,让崇祯看到了一种可能。
因于此,崇祯皇帝才大力扶持张诚,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与勇敢,更是他背后没有文官集团的影子。
其实,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、杨嗣昌、陈新甲等人提携扶持张诚之事,都是心知肚明,只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张诚对于皇帝的忠诚,所以才未加干预。
早在继位大统之初,崇祯皇帝听信了一帮东林党的巧舌美言,将派驻全国各地的宦官监军等等都撤回了宫中,然一切却事与愿违。
自此以后,他也再一次重新启用宫中的内监,派到各处关键地方,充任监军等诸般职事,自然也少不了恢复暗探私察密访等事务。
当然在一时之间,很难将锦衣卫、东厂的探子密访之能,恢复到其鼎盛时代,但对于一些关键之处,还是有所布置的。
何况宣府乃是朝廷边防重地,自来就是密探盛行之处,虽然数年间无所事事,许多原本的探子已经奔走他乡,或是改做了别的营生。
但总有些人还是会被寻回来,虽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,才会重新回来做朝廷的密探,但他们已无暇顾及。
这其中自然就有张诚派出的谍报人员,许多关于张诚的假情报,就是如此层层递送到当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。
当然,对于这一切,崇祯皇帝是毫不知情,他对于锦衣卫和东厂还是无比信任,尤其是东厂密探所刺探和暗访到的情报。
崇祯皇帝因此对于张诚也是极度信任,他一心想要将张诚扶持起来,不止是为他平定流寇和鞑虏,更是想要借助这一外力,来制衡已经逐渐失控的文官集团。
此前,崇祯皇帝也曾对满朝文武诸臣深感失望,也曾想过要起用明初与成祖时期的勋臣后裔,说他们“毕竟是我家世官”,以此来制衡文官集团的势力,实现中兴大明的愿望。
为此,崇祯皇帝还特意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勋臣后裔骑射比武,可当他在煤山举行亲阅仪式后,却大失所望。
本是想着从中选拔精勇干练之才,“以备干城之用”,可这次仪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人,能够连中六箭,而其他勋臣后裔则都是表现不佳,难堪大用。
满朝勋贵之后裔又何止百人,而最后被选拔起用的勋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、抚宁侯朱国弼、诚意伯刘孔昭、忻诚伯赵之龙等寥寥数人而已。
朝臣昏聩不忠,只知党争政争不断,武将个个贪财,又怯弱不能战,而今满朝勋贵更是几乎无人可用,那种绝望是有多么折磨人?
张诚却恰恰在这时出现,他就如同是为崇祯皇帝量身定做的一位救世能臣武将般,就这么神奇地出现在大明末世。
世间的种种巧合,皆有其缘,总不会无缘无故的生出一些事情来。
或许是上苍也不忍看到,中华两百年文字狱大兴,思想禁锢,终落后于世界大潮,致使遭受百年之屈辱。
才在这一世,送张诚来到这个大明末世,看他能否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大明!
…………
宣府军驻地依旧是一片沉寂,可这种沉寂却给人无比压抑的感觉,似乎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大事一般。
整个黄土岭从上到下,尽是各色旌旗迎风招展,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红色的旗帜。
张诚立身在山腰部,正对着小凌河的一处石头城堡的平台上,望着远处的小凌河,从河岸边开始一片片红色旌旗,向着黄土岭这边延展过来。
红色,是喜庆的颜色,也是热血的颜色。
然红色的旗帜,对于张诚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,因为那是英雄用鲜血所染红的!
红旗的信念,可以说早就深深根植在张诚的心中,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,他心中对于红旗的执念不可磨灭。
张诚之所以对于大明情有独钟,除了因为大明王朝是中华最后的绝唱,更有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”的豪气与悲壮。
大明王朝的气节,就如正德年间四川右布政使敖英,在他的笔记中所言:“我朝国势之尊,超迈前古,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,无汉之和亲,无唐之结盟,无宋之纳岁薄币,亦无兄弟敌国之礼。”
除此之外,大明属火德,因此尚红,然对于张诚而言,红色又有其极为特殊的意义,这也是他钟情于大明的一个因素。
就在他心中无限畅想之际,车营游击魏知策走到身前,禀道:“大帅,各营都已集结完毕,等待大帅示下。”
张诚收回目光,落在魏知策的身上,对他说道:“洪督还是没有让我等闲着,如今大军北进,而你却要留守黄土岭,心中可有怨言?”
魏知策却不以为意,他直言:“知策追随大帅,不求建功,只为杀奴。然我宣府军杀奴,亦与知策杀奴无异。怎会心有怨言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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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初闻此消息之下,不由一阵心惊不已,明军在女儿河、小凌河上步步进逼,处处开花,虽目前看来,仍然是以宁远吴三桂为主攻。
但战斗到此刻已是五路明军北上,由此可见明军对此是志在必得,而己方可以调动的兵力越来越是有限,可张诚的宣府军却仍未见现身,多尔衮的心中也不免焦急起来。
他抬头一眼瞥见武英郡王阿济格,突地说道:“武英郡王,你领镶白旗勇士,并阿代、图赖的蒙古两黄旗勇士,即刻前往锦州南关外,迎战明国大同王总兵。”
阿济格先是一愣,未曾想到多尔衮竟会忽然派他率军出击,虽然未能如他所愿,率军对战吴三桂所部,但能够独领一路军马也是难得。
他喜形于色,大声接令,转身呼喊着阿代和图赖的名姓,急急离去,一点也不拖泥带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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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此刻,战场上明清双方的情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,随着王朴的加入,清军的兵力已略显捉襟见肘之势。
其实,锦州之战打到今日,无论明军,又或是清军,都已然疲惫不堪,全凭着各自主将的一口气才勉强维持。
不止是清国内部以举国动员来应对此战,就是号称地大物博、人口众多的泱泱大明,也几乎是举国动员一般。
现在全国能够打仗的兵马,几乎已经全部都调集到了辽东一地,就连此战所需的钱粮,也是从国内各地筹集,艰难运输至此。
可以说,此战若是败了,大明国内复叛的流寇便再也无人能治,再也无能战之兵可以调用,只能任由其成燎原之势。
这一战,不止是清国的国运之战,也是泱泱大明的国运之战。
无论哪一方战败,都将即刻面临国力衰败,民力不济的局面,将再也无法应对接下来的战事,或许就真的会因此一战,而灭国!
在明清双方高层之间,都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,其区别只在于清国是自上而下,无论君王,还是臣子,都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。
然大明国的君王与朝臣,却仍是沉浸在泱泱大明的春秋大梦之中,对锦州之战不止是极为乐观,更是未当作要命的大事,反而将其视为打击政争对手的工具,试图在朝堂之上操纵锦州之战的成败。
或许只有身临其境的蓟辽总督洪承畴、辽东巡抚邱民仰、兵宪张斗、察院姚恭等疆臣才能有一些清晰的认识,但身处边地,却无力影响朝堂上的政局之争。
只能沦为朝堂政局之争的棋子而已!
也正是对于这些有了一丝些微的察觉,崇祯皇帝才在已然派出监军的情况之下,再次命大太监王承恩,以传旨的名义前来辽东,坐镇于此。
…………
其实,崇祯皇帝并非是一个傻子,然大明政局已然如此,整个文官集团都已经腐朽堕落,他们相互倾轧在一起,形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利益集团。
这个集团甚至已经大到连当今皇上,都不敢与之当面锣、对面鼓的正面交锋!
因为,这个抱团取暖的文官利益集团已然无比庞大,若是贸然与之撕破了面皮,谁能保证其在狗急跳墙之时,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来?
若说换一个朱家子弟来继续做皇帝,或许还算是好的,真就逼得急了,难保他们不会将这整个朱明天下,都给改了姓。
崇祯皇帝朱由检虽说生在了帝王之家,然其打小便受尽欺凌,他的母亲刘氏当时还只是一个并不受宠的淑女,且在朱由检五岁那年,就因受到朱常洛的责骂后死去。
朱由检从此便由一位姓李的选侍所抚养,可不久之后,这位李选侍也生下了一位皇女,无暇再抚养朱由检,便改由另一位李选侍抚养。
由此可见,崇祯皇帝的童年生活并不顺意,且几异抚养人,使得他养成了处事谨小慎微,且十分猜忌疑虑的性格。
即使后来被册封为信王时,又赶上大宦官“九千岁”魏忠贤专权,朱由检越发小心谨慎起来,生怕被魏忠贤抓住什么把柄,也将自己整治一番。
试想一下,朱由检登基称帝的时候也才是一个十六岁的娃娃,且在继承大统之前,因惧怕获罪,而小心翼翼的生活在恐惧之中。
本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帝王之术教诲的他,在上位之初,可是十分听从东林党等一众文官的话,不但严苛惩治了大宦官魏忠贤,并一举铲除了依附他的“阉党”集团。
崇祯皇帝在剪除魏忠贤一党后,兢兢业业,励精图治,力图挽回明朝的衰落,实现中兴大明之伟业。
因此,年岁轻轻的崇祯皇帝便轻信了袁崇焕的“五年平辽”之策,且内阁也尽用东林一党朝臣,可未曾想朝局却一日不如一日。
不仅“五年平辽”化为一场空谈,国内更是烽烟四起,贼寇肆虐,而外部环境也日益艰难起来,随着蒙古林丹汗的死去,后金终于腾出手来进一步剪除大明的羽翼。
朝鲜也在后金的武力逼迫之下,成为其附庸。
而建奴更是在崇祯九年时,改元建国,表露出要与大明平起平坐,甚至是争夺天下的强烈意愿。
这一切使得崇祯皇帝对东林党朝臣失去了信任,他因此而几异阁臣,可朝臣的心思都在党争政争上,无不想着借机打压对手,扩充自己一派的实力。
逐渐对朝臣表现失望的崇祯皇帝,越来越多疑猜忌起来,他因此而经常因小事大发雷霆,其实也是无奈之举,只是在表示自己的抗争之意。
但作为皇帝,崇祯也深知治理大明偌大的天下,总不能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,注定离不开眼前这些让他心烦的朝臣。
他也就只能“矬子里拔大个”,在现有的朝臣之中拣选忠于自己,忠于大明的朝臣来使用。
因此,当他遇到杨嗣昌之际,大有知音之感,顶着朝臣的非议,将其提拔重用,更是对其无比信任。
而反观素以敢战闻名的卢象升,就因其属于东林一党,便引起崇祯皇帝的重重猜疑,既想用他,又要防他,处处掣肘,终使其葬身于巨鹿一战。
至于现在的兵部尚书陈新甲,也无非是杨嗣昌的替代。
崇祯皇帝心中明白,陈新甲之能远在杨嗣昌之下,但其不是东林一党,且能够遵从崇祯皇帝自己的意愿办事,这才是陈新甲上位的真正原因所在。
而近几年里,崇祯皇帝所表现出来的猜忌与擅杀,更是其对于东林党,对于整个文官集团的愤怒抗争。
治国理政之事,何其繁多,既然注定离不开文官集团的支持,那就只能与其达成一个巧妙的平衡,若是无法达成这个平衡,恐怕也只能借故杀几个人,也好出一出胸中闷气。
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,张诚悄然出现,他就如同漆黑夜里的一点火光,凛冬中的一丝暖意,让崇祯看到了一种可能。
因于此,崇祯皇帝才大力扶持张诚,所看重的除了他的忠勤与勇敢,更是他背后没有文官集团的影子。
其实,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、杨嗣昌、陈新甲等人提携扶持张诚之事,都是心知肚明,只不过这些并不影响张诚对于皇帝的忠诚,所以才未加干预。
早在继位大统之初,崇祯皇帝听信了一帮东林党的巧舌美言,将派驻全国各地的宦官监军等等都撤回了宫中,然一切却事与愿违。
自此以后,他也再一次重新启用宫中的内监,派到各处关键地方,充任监军等诸般职事,自然也少不了恢复暗探私察密访等事务。
当然在一时之间,很难将锦衣卫、东厂的探子密访之能,恢复到其鼎盛时代,但对于一些关键之处,还是有所布置的。
何况宣府乃是朝廷边防重地,自来就是密探盛行之处,虽然数年间无所事事,许多原本的探子已经奔走他乡,或是改做了别的营生。
但总有些人还是会被寻回来,虽然这些人也可能是有其他的目的,才会重新回来做朝廷的密探,但他们已无暇顾及。
这其中自然就有张诚派出的谍报人员,许多关于张诚的假情报,就是如此层层递送到当今大明皇帝御案上的。
当然,对于这一切,崇祯皇帝是毫不知情,他对于锦衣卫和东厂还是无比信任,尤其是东厂密探所刺探和暗访到的情报。
崇祯皇帝因此对于张诚也是极度信任,他一心想要将张诚扶持起来,不止是为他平定流寇和鞑虏,更是想要借助这一外力,来制衡已经逐渐失控的文官集团。
此前,崇祯皇帝也曾对满朝文武诸臣深感失望,也曾想过要起用明初与成祖时期的勋臣后裔,说他们“毕竟是我家世官”,以此来制衡文官集团的势力,实现中兴大明的愿望。
为此,崇祯皇帝还特意恢复了已经停止近两百年的勋臣后裔骑射比武,可当他在煤山举行亲阅仪式后,却大失所望。
本是想着从中选拔精勇干练之才,“以备干城之用”,可这次仪式上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一人,能够连中六箭,而其他勋臣后裔则都是表现不佳,难堪大用。
满朝勋贵之后裔又何止百人,而最后被选拔起用的勋臣后裔就只有襄城伯李国桢、抚宁侯朱国弼、诚意伯刘孔昭、忻诚伯赵之龙等寥寥数人而已。
朝臣昏聩不忠,只知党争政争不断,武将个个贪财,又怯弱不能战,而今满朝勋贵更是几乎无人可用,那种绝望是有多么折磨人?
张诚却恰恰在这时出现,他就如同是为崇祯皇帝量身定做的一位救世能臣武将般,就这么神奇地出现在大明末世。
世间的种种巧合,皆有其缘,总不会无缘无故的生出一些事情来。
或许是上苍也不忍看到,中华两百年文字狱大兴,思想禁锢,终落后于世界大潮,致使遭受百年之屈辱。
才在这一世,送张诚来到这个大明末世,看他能否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大明!
…………
宣府军驻地依旧是一片沉寂,可这种沉寂却给人无比压抑的感觉,似乎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发生大事一般。
整个黄土岭从上到下,尽是各色旌旗迎风招展,当然其中最多的还是红色的旗帜。
张诚立身在山腰部,正对着小凌河的一处石头城堡的平台上,望着远处的小凌河,从河岸边开始一片片红色旌旗,向着黄土岭这边延展过来。
红色,是喜庆的颜色,也是热血的颜色。
然红色的旗帜,对于张诚而言更有着特殊的意义,因为那是英雄用鲜血所染红的!
红旗的信念,可以说早就深深根植在张诚的心中,作为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,他心中对于红旗的执念不可磨灭。
张诚之所以对于大明情有独钟,除了因为大明王朝是中华最后的绝唱,更有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”的豪气与悲壮。
大明王朝的气节,就如正德年间四川右布政使敖英,在他的笔记中所言:“我朝国势之尊,超迈前古,其驭北虏西番南岛西洋诸夷,无汉之和亲,无唐之结盟,无宋之纳岁薄币,亦无兄弟敌国之礼。”
除此之外,大明属火德,因此尚红,然对于张诚而言,红色又有其极为特殊的意义,这也是他钟情于大明的一个因素。
就在他心中无限畅想之际,车营游击魏知策走到身前,禀道:“大帅,各营都已集结完毕,等待大帅示下。”
张诚收回目光,落在魏知策的身上,对他说道:“洪督还是没有让我等闲着,如今大军北进,而你却要留守黄土岭,心中可有怨言?”
魏知策却不以为意,他直言:“知策追随大帅,不求建功,只为杀奴。然我宣府军杀奴,亦与知策杀奴无异。怎会心有怨言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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