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5章案中案(31)
同时,死者的裤子里还有大小便。这是因为在窒息过程中,尿道、肛门括约肌松弛,直肠、膀胱等平滑肌收缩,导致大小便流出来了。有些甚至还有排精。这都是机械性窒息的正常表现。
结合环境因素来看。王元鹅是站在餐厅一张凳子上自缢的,凳子已经被踢翻。饭桌被挪到了靠墙角的位置,风扇灯挂在墙顶,位于饭桌的中央上空,只有将饭桌挪开,才能将绳子挂在风扇灯上。
风扇灯只要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,正常情况下可以承受100kg以上的拉力,王元鹅身体健康,体型适中,体重远远没有达到100kg。
与餐厅挨着的厨房里,厨具和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,灶具擦得干干净净,显示着好好过日子的心劲儿。再看卧室,床上被褥整洁干净,没有异常。
现场唯一的疑点是,有一个小小的机械闹钟。本该出现在卧室的闹钟,却出现在餐厅酒柜里,稍显突兀。
敏锐的马弘文疑心大起,很快就发现王元鹅突出眼眶的一对眼珠子,目光却聚焦在闹钟上。这让他怀疑王元鹅是想通过闹钟留下什么线索。
但现场并无外人留下的指纹或其他痕迹,这让马弘文的怀疑失去根基。
勘察现场的法医向来以严谨著称,主张以证据说话,对马弘文见风就是雨的主观臆断不以为然。
没有证据或线索支撑,马弘文的怀疑也就渐渐失去支持,最终不了了之。
闹钟旁边还有一款诺基亚N95的手机,信息草稿箱里存着一条短信,内容只有6个字——遗书:去你妈的!
文韬只听警方说王元鹅留了一封遗书,却并不知道他是以这种方式留的遗书,更不知道遗书内容会如此言简意赅,情感丰富。
“去你妈的”这四个字和“卧槽”这两个字在情绪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往小了说,人的喜怒哀乐,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尽情尽兴。只要说了这两个词,会发现其他的任何修饰,说得再多都是累赘。
往大了说,人生八苦,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,千姿百态的浮世,气象万千的情绪,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包罗其中。这两个词充满张力,蕴藏能量,力量感十足,更情绪饱满,能高度凝练概括任何人的一生。
从遗书内容来看,王元鹅应当是个不乏幽默感的人,似乎也是个有深度的人。
经历决定厚度,厚度决定高度,高度决定深度。
一个经历阅历丰富的人,一个有深度的人,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,回忆自己的一生,应当会感到五味俱杂,内心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,但话到嘴边,却浓缩成了四个字——去你妈的!
说了这四个字以后,瞬间觉得通体舒泰,五脏六腑里,像熨斗熨过,无一处不伏贴,三万六千个毛孔,像吃了人参果一样,无一个不畅快。
这四个字完全概括了王元鹅的一生,浓缩了他的一切情绪。不管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,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;也不管他临死前的情绪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,是看破红尘的淡然还是被现实压迫的绝望。
马弘文看着文韬手机里的遗书,想到外界舆论乱七八糟的质疑或言论,再看看并无更多线索的现场,忍不住也说了句“去你妈的”。
文韬的遗书虽然不走寻常路,却也不算什么可疑之处。
毫无疑问,法医的现场勘察排除了王元鹅系他杀的嫌疑,基本可确定为自杀。
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王元鹅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,不乏质疑的声音。
为堵住悠悠众口,更为慎重起见,警方进行进一步尸检,发现王元鹅喉头舌骨骨折,指甲没有缺损,指甲缝里没有其他残余物,没有检测出其他人的DNA。
这些都是上吊自杀,并非死后被人挂上去、伪装上吊的力证。
通过外力被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。考虑到王元鹅有可能在被药晕的情况下,被人挂在绳子上,伪装成“上吊”,法医接着对王元鹅尸体的内脏和血液进行检测。
尸体各内脏器官呈明显的瘀血状态,血液呈暗红色、流动性。脾脏呈缺血状态。器官被膜下、黏膜瘀点性出血。同时伴有肺气肿、肺水肿、胰腺出血等。
这些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内部征象,符合上吊自杀的特征。
但是,尸检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另一个疑点:在王元鹅的胃里检测出过量的三唑仑药物成分。
三唑仑为处方药,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,主要用于治疗失眠。王元鹅因扮演“抗艾斗士”这一角色压力过大,经常出现失眠,需服用三唑仑助眠。
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,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。
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,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,换言之,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。
在黑市中,三唑仑有着“迷药之王”之称。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,此药无色无味,见效快,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,且受害人清醒后会“失去记忆”。
因此,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“迷药”。多名专家曾评价称,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,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。
根据药量判断,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,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,任人摆布。
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。因此,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,就是他自己。
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,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,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,得出了一个推论:
为减轻痛苦,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,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,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。
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,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。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,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,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。
可以想象得到,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:
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,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,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,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,设置好响铃的时间,再踩上椅子,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,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。
在等待的过程中,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。他会在想什么?回忆自己的一生,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,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?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?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,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,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,思绪越发散乱。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,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,伤害和被伤害的人物,也许都会不受控制,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。
到了后来,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,天旋地转,眼皮打颤。
终于,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,将他吵得精神一震,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。
他知道,自己的时间到了。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。
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,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,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“去你妈的”,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……
机械闹钟响铃后,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,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,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。
这样一来,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。从这一点来看,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。
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,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,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。
据此,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。
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,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: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。
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。
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,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,却被法医唾了一脸,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。
话虽这么说,为慎重起见,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,结果没有任何变化。
然后,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,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,要嘛就去调查。
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,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。
至此,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“抗艾英雄”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,和他是不是自杀,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。因此,这所谓的“疑点”,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。
据此,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,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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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环境因素来看。王元鹅是站在餐厅一张凳子上自缢的,凳子已经被踢翻。饭桌被挪到了靠墙角的位置,风扇灯挂在墙顶,位于饭桌的中央上空,只有将饭桌挪开,才能将绳子挂在风扇灯上。
风扇灯只要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,正常情况下可以承受100kg以上的拉力,王元鹅身体健康,体型适中,体重远远没有达到100kg。
与餐厅挨着的厨房里,厨具和碗筷摆放得整整齐齐,灶具擦得干干净净,显示着好好过日子的心劲儿。再看卧室,床上被褥整洁干净,没有异常。
现场唯一的疑点是,有一个小小的机械闹钟。本该出现在卧室的闹钟,却出现在餐厅酒柜里,稍显突兀。
敏锐的马弘文疑心大起,很快就发现王元鹅突出眼眶的一对眼珠子,目光却聚焦在闹钟上。这让他怀疑王元鹅是想通过闹钟留下什么线索。
但现场并无外人留下的指纹或其他痕迹,这让马弘文的怀疑失去根基。
勘察现场的法医向来以严谨著称,主张以证据说话,对马弘文见风就是雨的主观臆断不以为然。
没有证据或线索支撑,马弘文的怀疑也就渐渐失去支持,最终不了了之。
闹钟旁边还有一款诺基亚N95的手机,信息草稿箱里存着一条短信,内容只有6个字——遗书:去你妈的!
文韬只听警方说王元鹅留了一封遗书,却并不知道他是以这种方式留的遗书,更不知道遗书内容会如此言简意赅,情感丰富。
“去你妈的”这四个字和“卧槽”这两个字在情绪表达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往小了说,人的喜怒哀乐,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尽情尽兴。只要说了这两个词,会发现其他的任何修饰,说得再多都是累赘。
往大了说,人生八苦,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,千姿百态的浮世,气象万千的情绪,非以这两个词不能包罗其中。这两个词充满张力,蕴藏能量,力量感十足,更情绪饱满,能高度凝练概括任何人的一生。
从遗书内容来看,王元鹅应当是个不乏幽默感的人,似乎也是个有深度的人。
经历决定厚度,厚度决定高度,高度决定深度。
一个经历阅历丰富的人,一个有深度的人,在即将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,回忆自己的一生,应当会感到五味俱杂,内心似有千言万语不吐不快,但话到嘴边,却浓缩成了四个字——去你妈的!
说了这四个字以后,瞬间觉得通体舒泰,五脏六腑里,像熨斗熨过,无一处不伏贴,三万六千个毛孔,像吃了人参果一样,无一个不畅快。
这四个字完全概括了王元鹅的一生,浓缩了他的一切情绪。不管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,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;也不管他临死前的情绪是轻快的还是沉重的,是看破红尘的淡然还是被现实压迫的绝望。
马弘文看着文韬手机里的遗书,想到外界舆论乱七八糟的质疑或言论,再看看并无更多线索的现场,忍不住也说了句“去你妈的”。
文韬的遗书虽然不走寻常路,却也不算什么可疑之处。
毫无疑问,法医的现场勘察排除了王元鹅系他杀的嫌疑,基本可确定为自杀。
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王元鹅的死到底是不是自杀,不乏质疑的声音。
为堵住悠悠众口,更为慎重起见,警方进行进一步尸检,发现王元鹅喉头舌骨骨折,指甲没有缺损,指甲缝里没有其他残余物,没有检测出其他人的DNA。
这些都是上吊自杀,并非死后被人挂上去、伪装上吊的力证。
通过外力被杀的可能性基本排除。考虑到王元鹅有可能在被药晕的情况下,被人挂在绳子上,伪装成“上吊”,法医接着对王元鹅尸体的内脏和血液进行检测。
尸体各内脏器官呈明显的瘀血状态,血液呈暗红色、流动性。脾脏呈缺血状态。器官被膜下、黏膜瘀点性出血。同时伴有肺气肿、肺水肿、胰腺出血等。
这些都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内部征象,符合上吊自杀的特征。
但是,尸检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另一个疑点:在王元鹅的胃里检测出过量的三唑仑药物成分。
三唑仑为处方药,是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,主要用于治疗失眠。王元鹅因扮演“抗艾斗士”这一角色压力过大,经常出现失眠,需服用三唑仑助眠。
医院有给王元鹅开具这一处方药的记录,但剂量远远低于他死前服用的剂量。
如果大剂量服用三唑仑,就会产生麻醉的药效,换言之,三唑仑一旦过量就是毒品。
在黑市中,三唑仑有着“迷药之王”之称。多名自称售卖三唑仑的药贩子表示,此药无色无味,见效快,持续时间能达到数小时,且受害人清醒后会“失去记忆”。
因此,三唑仑也是黑市中热销的一款“迷药”。多名专家曾评价称,一旦这种药物被人体吸收,受害人几无自救可能。
根据药量判断,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,足以造成他在一定时间内失去知觉,任人摆布。
但现场并未发现搏斗或有外人进出的痕迹。因此,让王元鹅过量服用三唑仑的嫌疑人只有一个,就是他自己。
再结合之前发现的出现在餐厅的闹钟,以及王元鹅的目光始终注视着闹钟正面钟摆,马弘文和法医一番讨论后,得出了一个推论:
为减轻痛苦,王元鹅在上吊前给自己服用了过量的三唑仑,闹钟的作用就在于药效即将发挥之前,能让他掐准时间上吊。
王元鹅因失眠在较长时间内服用三唑仑,对其药效作用十分熟悉。只有精确的掌握并算准药效发作的时间,才能在自己失去知觉之前和最大限度降低痛苦之间,找到一个合适的上吊的时间点。
可以想象得到,王元鹅在上吊时极有可能是这样一幅场景:
将好几个药瓶里的三唑仑全部倒进嘴里后,王元鹅给自己狠狠地灌了几口水,心里计算着药效发作的时长,然后不急不慢地拿起闹钟,设置好响铃的时间,再踩上椅子,将挂在风扇灯上的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缠了两圈,然后静静的等待闹钟铃响。
在等待的过程中,时间显得漫长而又短暂。他会在想什么?回忆自己的一生,还是清空自己的思绪,仅是听着自己的心跳?他还有没有想见的人和想做的事?既然选择逃离这狗屎一样的人世,那他应该是了无牵挂的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,王元鹅的倦意越发强烈,思绪越发散乱。那些好的和不好的记忆,快乐和不快乐的往事,伤害和被伤害的人物,也许都会不受控制,一幕幕的浮现在他眼前。
到了后来,他会感觉到头重脚轻,天旋地转,眼皮打颤。
终于,闹钟发出了刺耳的铃声,将他吵得精神一震,但也只是费力地睁了睁眼皮。
他知道,自己的时间到了。
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闹钟的响铃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和目光。
看到闹钟旁边的手机,想起自己留下的遗书,王元鹅兴许忍不住又骂了一句“去你妈的”,然后垫着脚尖踢翻了凳子……
机械闹钟响铃后,只要不设置重复响铃,在无人关闭的情况下,一般2分钟后就会停止响铃。
这样一来,就不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吵到隔壁邻居。从这一点来看,王元鹅至少还是个睦邻友好的人。
从王元鹅特意使用机械闹钟,而不使用电子闹钟或手机闹钟来看,王元鹅对上吊自杀显然有过精心准备。
据此,王元鹅尸检出来的第二个疑点也被排除。
在对血液进行检测后,出现了不能算是疑点的第三个疑点: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。
马弘文和法医都被这个结果惊呆了。
马弘文怀疑是不是法医哪里搞错了,好意提醒要不要重新再确认一遍,却被法医唾了一脸,说你这是怀疑老子在这一行里干了三十年都在吃白饭。
话虽这么说,为慎重起见,拂袖而去的老法医回头又悄悄地化验了一遍王元鹅的血液,结果没有任何变化。
然后,法医将血液检测报告甩在马弘文的脸上,要他要嘛自己再去检测一遍,要嘛就去调查。
马弘文当然选择后者,但调查结果和文韬所述基本一致。
至此,警方终于确定堰城家喻户晓的“抗艾英雄”仅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但王元鹅是否感染HIV病毒,和他是不是自杀,这二者之间并无多大关联。因此,这所谓的“疑点”,似乎并不算真正的疑点。
据此,尸检报告最终的鉴定结果,仍旧认定王元鹅为上吊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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