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1章 涿州之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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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十七年下半年,纵观整个中国,政治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:南京国民革命军军阀刚刚崛起,正是信心满满、自觉不可一世之时;而北方,北洋军阀的势力虽然遭到打击,但并未伤筋动骨,元气大伤,老帅还妄图巩固他的北平“安国军政府”。
所以,无论是南方新军阀,还是北方旧军阀,都在秣马厉兵,磨刀霍霍,继续穷兵黩武,做着“武统天下”的美梦。伟人曾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:新军阀分四派,在北平天津没有打下以前,有一个针对北平军政府的暂时团结;一旦攻克,这个团结立即解散,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……
新军阀其中一派的阎百川,人称“阎老西儿”,是当时晋系的军阀首领,人是相当的油滑,也是著名的“倒戈将军”大队中的一员。他曾经主动联络老帅,和宁系联手,击败了另一位特别善于“改换门庭”的西北军阀冯焕章的国民军,随即就任老帅主导的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。
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结束后,北伐军再度兴起,他感觉宁系在关内大势已去,于是毫不客气转头宣誓效忠南京政府,宣布参加北伐,于九月在太原就任“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”,打算来个抢占先机。随即对之前的友军——宁军开火,并于十月一日挥兵进攻宁系控制的平绥线和平汉线所属地区。
涿州居京保之间,北距北平百里,南距保定百余里,东南距天津二百里,为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,紧扼北平之咽喉。
形势一紧,老帅为确保京汉路之安全,立即下令把作战指挥部设在保定,派宁铮统驭,宁铮挥师北上,从河南进军河北;十五师师长张辅忱则镇守涿州。九月下句,阎百川亲率晋军四个主力军,东出娘子关沿京汉铁路北上,到达定州;另两军出大同自京绥铁路东进,计划两路大军会师平津。
最让人哭笑不得的,就是炮火连天中,两军居然还不忘同时展开电报大战,你来我往,一封接一封,纸上激辩,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。因为这种电报都是要见报的,莫说全国,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:战争历来如此,哪一方都得把自己描述成正义之师,这既是舆论战的需要,更是鼓舞军队士气的必然手段。
晋军猝然改弦易辙,攻势汹汹,宁军措手不及下被连下几城。十月初,驻守涿州的十五师张辅忱调往保南参战,由卫队旅旅长王鼎芳率部接防。十月十一日,王鼎芳率卫队旅全体将士在涿州火车站下车,陆续经涿州南门进城。当日,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设宴,为接任的王旅长等宁军军官洗尘接风。
近午,忽然一支士气高昂,身穿看上去与安国军军服极其相似的军装的队伍从涿州北门进城,穿过了南北大街中心钟鼓楼,此钟鼓楼为涿州军事布防之中心,在接近迎面而来刚刚入城的宁军时,这支队伍突然举枪射击。
宁军士兵完全没有防备,走在前面的立刻死伤大半,后面的则惊慌失措,四散逃开。继而涿州城内密集的枪声四处响起,连城外的火车站方向都响起了枪声。在涿州商会会长家饮酒的王鼎芳等人听见枪声,不明所以只能仓皇出逃,此时城中已经一片大乱。
王旅长无法召集队伍,只得退到涿州城东南角的一个天主教堂,封死了教堂门,奋力抵挡,一场恶战,就这么猝不及防地降临到了涿州古城。
这支伪装宁军得如此相像的队伍,正是在此次晋军北上行动中,被设为机动力量的第四军军长傅宜生的先遣支队:卫队旅士兵均佩戴黄色臂章,而傅宜生的第四师晋军所戴臂章是单日黄、双日红,他们到达涿州城当日,恰好是单日,所以宁军看到对面另一侧的士兵也是黄臂章,自然以为是同部;再加上怎么也想不到敌人敢大摇大摆进城来,所以并未怀疑,毫无防备之下,这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傅宜生头脑清醒,足智多谋,精于算计,再加上老天相助,居然能在宁军及涿州百姓毫无觉察的情况下,趁着宁军不早不晚换防之机,突袭涿州,并一举成功。
两军在城内南大街交火后,傅宜生四师袁庆曾的先遣队两个连也到达了火车站,宁军王鼎芳部陆续来涿的士兵有一批人正下车,即被晋军搞了个突然袭击。宁军退散后,晋军破坏铁路,掀翻铁轨。但宁军发现来犯的晋军人少势单,复又集合与晋军交锋,晋军被迫撤离车站。
到了晚上,据守在城内天主教堂的宁军在王旅长指挥下,突然向南门发起攻击,打死在城上巡查的两名连长,南关的宁军乘机冲进城内,攻下南门城楼,进而以麻包垒成工事固守南大街。
黎明时分,城外宁军一面炮击北关,一面猛攻城东南、西南两角,同时时用云梯等物攀援城墙;城内宁军向北推进与城外兄弟互相呼应,城内晋军本已难于立足。
但是晋军四师先遣队长袁庆曾手下有一支百余人的精锐突击队,他们很多人都有武学底子,在黑暗的夜色里飞檐走壁如入无人之境,他们扛着枪到达南大街,埋伏在高高的屋脊之上,居高临下扫射,宁军的防御工事在密集的火力下随之土崩瓦解,城内宁军死伤过半,不得已剩余宁军全数退出至城外五公里处的普寿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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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十七年下半年,纵观整个中国,政治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:南京国民革命军军阀刚刚崛起,正是信心满满、自觉不可一世之时;而北方,北洋军阀的势力虽然遭到打击,但并未伤筋动骨,元气大伤,老帅还妄图巩固他的北平“安国军政府”。
所以,无论是南方新军阀,还是北方旧军阀,都在秣马厉兵,磨刀霍霍,继续穷兵黩武,做着“武统天下”的美梦。伟人曾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如下的分析:新军阀分四派,在北平天津没有打下以前,有一个针对北平军政府的暂时团结;一旦攻克,这个团结立即解散,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……
新军阀其中一派的阎百川,人称“阎老西儿”,是当时晋系的军阀首领,人是相当的油滑,也是著名的“倒戈将军”大队中的一员。他曾经主动联络老帅,和宁系联手,击败了另一位特别善于“改换门庭”的西北军阀冯焕章的国民军,随即就任老帅主导的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。
在南京政府清党运动结束后,北伐军再度兴起,他感觉宁系在关内大势已去,于是毫不客气转头宣誓效忠南京政府,宣布参加北伐,于九月在太原就任“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”,打算来个抢占先机。随即对之前的友军——宁军开火,并于十月一日挥兵进攻宁系控制的平绥线和平汉线所属地区。
涿州居京保之间,北距北平百里,南距保定百余里,东南距天津二百里,为京津保三角地带之要冲,紧扼北平之咽喉。
形势一紧,老帅为确保京汉路之安全,立即下令把作战指挥部设在保定,派宁铮统驭,宁铮挥师北上,从河南进军河北;十五师师长张辅忱则镇守涿州。九月下句,阎百川亲率晋军四个主力军,东出娘子关沿京汉铁路北上,到达定州;另两军出大同自京绥铁路东进,计划两路大军会师平津。
最让人哭笑不得的,就是炮火连天中,两军居然还不忘同时展开电报大战,你来我往,一封接一封,纸上激辩,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。因为这种电报都是要见报的,莫说全国,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:战争历来如此,哪一方都得把自己描述成正义之师,这既是舆论战的需要,更是鼓舞军队士气的必然手段。
晋军猝然改弦易辙,攻势汹汹,宁军措手不及下被连下几城。十月初,驻守涿州的十五师张辅忱调往保南参战,由卫队旅旅长王鼎芳率部接防。十月十一日,王鼎芳率卫队旅全体将士在涿州火车站下车,陆续经涿州南门进城。当日,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设宴,为接任的王旅长等宁军军官洗尘接风。
近午,忽然一支士气高昂,身穿看上去与安国军军服极其相似的军装的队伍从涿州北门进城,穿过了南北大街中心钟鼓楼,此钟鼓楼为涿州军事布防之中心,在接近迎面而来刚刚入城的宁军时,这支队伍突然举枪射击。
宁军士兵完全没有防备,走在前面的立刻死伤大半,后面的则惊慌失措,四散逃开。继而涿州城内密集的枪声四处响起,连城外的火车站方向都响起了枪声。在涿州商会会长家饮酒的王鼎芳等人听见枪声,不明所以只能仓皇出逃,此时城中已经一片大乱。
王旅长无法召集队伍,只得退到涿州城东南角的一个天主教堂,封死了教堂门,奋力抵挡,一场恶战,就这么猝不及防地降临到了涿州古城。
这支伪装宁军得如此相像的队伍,正是在此次晋军北上行动中,被设为机动力量的第四军军长傅宜生的先遣支队:卫队旅士兵均佩戴黄色臂章,而傅宜生的第四师晋军所戴臂章是单日黄、双日红,他们到达涿州城当日,恰好是单日,所以宁军看到对面另一侧的士兵也是黄臂章,自然以为是同部;再加上怎么也想不到敌人敢大摇大摆进城来,所以并未怀疑,毫无防备之下,这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
傅宜生头脑清醒,足智多谋,精于算计,再加上老天相助,居然能在宁军及涿州百姓毫无觉察的情况下,趁着宁军不早不晚换防之机,突袭涿州,并一举成功。
两军在城内南大街交火后,傅宜生四师袁庆曾的先遣队两个连也到达了火车站,宁军王鼎芳部陆续来涿的士兵有一批人正下车,即被晋军搞了个突然袭击。宁军退散后,晋军破坏铁路,掀翻铁轨。但宁军发现来犯的晋军人少势单,复又集合与晋军交锋,晋军被迫撤离车站。
到了晚上,据守在城内天主教堂的宁军在王旅长指挥下,突然向南门发起攻击,打死在城上巡查的两名连长,南关的宁军乘机冲进城内,攻下南门城楼,进而以麻包垒成工事固守南大街。
黎明时分,城外宁军一面炮击北关,一面猛攻城东南、西南两角,同时时用云梯等物攀援城墙;城内宁军向北推进与城外兄弟互相呼应,城内晋军本已难于立足。
但是晋军四师先遣队长袁庆曾手下有一支百余人的精锐突击队,他们很多人都有武学底子,在黑暗的夜色里飞檐走壁如入无人之境,他们扛着枪到达南大街,埋伏在高高的屋脊之上,居高临下扫射,宁军的防御工事在密集的火力下随之土崩瓦解,城内宁军死伤过半,不得已剩余宁军全数退出至城外五公里处的普寿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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